慈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丰盈充裕的经费，也就是说，如何募集善款、广辟善源是近代各地慈善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那么，在自然灾害频发和兵燹战祸不断的民国时期，慈善赈济机构靠什么筹措经费，以保障慈善活动的正常开展呢?

　　资料显示，除了靠官款、义演募捐以外，名人字画的义卖也是筹集慈善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许多美术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关怀社会民生的大爱之心为民国慈善描绘了另一幅美丽图画。

　　“书画慈善”起自晚清

　　其实，早在晚清时期，一些书画家就曾从事过零星的赈灾救荒活动。1876年至1879年的“丁戊奇荒”，鲁、豫、晋、陕、直等数省持续干旱，其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灾情之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生导师李文治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称之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面对灾荒所致的民不聊生而哀鸿遍野，海上书画名家金继(号免痴，他工于书法，长于画兰)于1878年6月2日的《申报》上刊出《捐卖画兰助赈》的告示，愿捐卖画兰1000件，“集收润笔之资，尽作赈饥之用”，“共得笔资钱二万二千九百五十八文，当即邮寄灾区”。金继从而也成为以书画赈灾的先驱。

　　很快，金氏义举就引发了书画界的一场“地震”。张子祥、胡公寿、朱梦庐、杨佩甫等七位书画家亦在1878年7月17日的《申报》上刊出《书画作赈》的告示，每人画扇，2圆大洋一件(七折)。由于他们都是顶级的书画家，平时价高而难求，此时不仅低润且打折，因而购画助赈人数很多。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书画家助赈的告示在《申报》上就刊登了几十则，形成了近代书画家慈善赈灾的第一次社会性高潮。从此蔚然成风，传承有绪。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书画赈灾的活动当中，有“画奴”之称的任伯年也自觉参与，捐画义卖，从不耍大牌或推托，欣然参与画扇助赈活动。要知道，任伯年可是被徐悲鸿称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的，《淞南梦影录》中云：“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而任伯年则是翘楚，吴昌硕称其“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并刻“画奴”印相赠。

　　此外，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办理慈善事业也曾多次义卖字幅。其在《鬻字字婴后启》如此写道：“乞灵缣素”，鬻字“以资所乏”。此后十年间他又多次义卖字幅，捐助南通的慈善机构。

　　“书画慈善”的组织化和公开化

　　进入20世纪之后，频发的自然灾害和惨烈的兵燹战祸更是造成了大量缺衣乏食、无家可归的灾黎难民，迫切需要开展大规模的慈善赈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的美术家群体，也自觉地担负起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而且，此时美术界的慈善事业开始呈现群体化、组织化和经常化的发展态势。

　　比如，1907年初春，徐海、淮扬等地陡罹水灾，百万饥民惨苦不可言状，徐园书画会同人徐贯云、蒋伯明、王畦青约同蒲作英、范云萼、何砚北等议定结一助赈会于徐家花园，以书画助赈，造福灾黎。此次慈善活动，得到徐园书画会同人和海上书画家的积极响应，共有123位书画家和收藏家捐赠2000余元，全部用于救济灾民。

　　成立于1910年的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又称小花园书画研究会)，面对各类天灾人祸也是屡兴善举。如1917年12月，题襟馆发起书画助赈，王一亭呼吁“海内诸大善人、书画家于挥毫之下，同深饥溺之怀，庶几砚田分润，即为馈贫之粮”。得到了沪上美术同人的热烈响应。1918年1月初，汴、晋、湘、鲁等地水灾蔓延，难民危困，题襟馆于1月12日即发起书画助赈，义卖救济灾民，可见反应之迅速。1920年1月华北灾情严重，题襟馆在松茂阁楼上举办书画助赈，发售南北义赈券，购者甚众。

　　豫园书画善会则称得上是首个集艺术团体和慈善机构双重身份于一体的社团。这个成立于1909年的画会规定“应纳之润，早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也就是说，会员作品售出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捐善会，存钱生息。凡遇赈灾及公益事业，开会公议相关救助事宜，会员有征集作品和乐充款项之义务。画会在实质上已经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机构的职能，并在运作机制上实行了组织化、契约化和公开化。

　　此后，书画家结社赈灾愈来愈热。1924年，湖南水灾，沪上书画人士成立湘灾书画助赈会;1926年1月，为赈济直隶水灾，宛米山房书画会、停云社、书画善会等美术团体联合举行书画筹赈展;在1931年爆发全国性大水灾后，上海著名的美术团体蜜蜂画社多次在《申报》刊出书画助赈启事，“社友每人至少捐助作品五件，非社友加人者尤为欢迎”，“出售之件，一切收入概归赈灾，所有费用由发起人担任之”。

　　可以说，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以书画润资助赈灾，已经成为画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正是由于书画界人士共同努力，“书画慈善”才成为民间社会救助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疾苦。

　　“书画慈善”领袖  吴昌硕和王一亭

　　在近代的赈灾济困活动中，美术界之所以积极参与，成效显著，除了各美术团体的有序组织外，与一些领袖人物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分不开。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吴昌硕和王一亭了。

　　吴昌硕是公认的海派绘画领袖，他在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时，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体弱病臂，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及忧患意识，积极参与和领导书画家的慈善赈灾活动。如1917年冬，直隶、奉天百余县遭灾，饥民数百万，吴昌硕马上和王一亭合作《流民图》义卖赈灾。1919年秋季，豫鄂皖苏浙5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山洪，百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吴昌硕和王一亭再次合作《流民图》画册，印刷出版，义卖所得钱款全部赈灾。1925年8月，年届82岁的吴昌硕还拖着病躯参加湘灾书画赈济会，拳拳爱心，令人动容。

　　以实业家而兼书画家的王一亭，更是当时美术界公益慈善活动的一面旗帜。他曾任中国济生会会长、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委员长等职。他先后捐资兴建了孤儿院、残废院、习益工厂，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一位大慈善家。

　　如1919年河南发生殃及十多个县的大水灾，他马上组织书画家投入义赈。1920年，大江南北水旱交替，灾民达千万人，以王一亭、徐乾麟为主持的中华慈善团及时设立了湘陕闽浙筹赈处。组织上海各界救济灾区。1921年夏，苏浙皖一带暴雨成灾，他又紧急动员，出任赈务主任投身救灾。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他闻讯立即动员海上赈济部门为日本灾民筹集物资，并亲自担任“日灾义赈会”副会长。1931年夏，江淮大水灾，他更是不顾自己年过花甲，夜以继日地奔波赈灾，体现出一种以苍生为己任的大爱风范。

　　可以说，我国近代书画家的书画慈善赈灾活动，不但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一份闪光的人道主义记录，更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慈善资源，值得我们后人敬仰。